让民众易于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

 {dede:global.cfg_indexname function=strToU(@me)/}新闻资讯     |      2019-08-22 11:03

  这几天,江苏丰县女教师李秀娟及其家庭引发巨大关注。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8月4日,她在网上发文《这封信发出时,我和丈夫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信中她称女儿被同学意外伤害导致失明,但学校未妥善处理伤残赔偿问题。她想带女儿赴京治疗,却被当地怀疑上访而被拘留7天,其间遭到殴打。目前丈夫被撤职,她本人也受了处分。绝笔信发出后舆论沸腾,发帖后离家的李秀娟夫妇被平安找回。8月5日晚间,丰县政府就此事件发布通报。8月6日一早,李秀娟再次发文回应同情和质疑兼有的舆论。

  比照李秀娟的讲述与丰县政府的通报,双方对维权的关键细节依然各执一词。而对于双方的陈述,舆论亦是采信和质疑各半。事件发酵至此,仍未走出“罗生门”。

  经过互联网传播之后,这已不是李秀娟一家的私事,也不是丰县一县的私事,当它走入公众视野被放大于聚光灯之下,就成了一起公共事件。它背后折射出各个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问题:校园内发生的学生之间的民事侵权案事件应该如何处理?当事人自行协商或者打官司,还是由政府,学校等第三方调解?司法和信访何者是理性的选择?学校和政府在其中应扮演什么角色?后续执法过程是否有过错?信访制度本身应引发怎样的思考等等。这些问题不能混淆而谈,而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期待媒体调查厘清更多细节,更希望看到当事双方出具更多证据回应公众的疑问。

  比如,双方表述的分歧之一是作为维权之始的意外眼伤。在李秀娟的叙述中,2018年3月12日两名同学的打闹意外伤到女儿眼睛,当日医生开了消炎药和眼药水。4月10日,女儿眼睛视物模糊再次就医,诊断为眼钝挫伤,视力0.1。当年7月首次赴京看诊。12月,李秀娟出具的伤残鉴定结果显示为八级伤残。在丰县政府的通报中,意外发生之后,班主任进行了处理,事后孩子一直正常上课。4月14日,因孩子眼睛不舒服,李秀娟带其去徐州检查,并在徐州第一人民医院做了眼睑肿物切除门诊手术。术后李秀娟要求学校出面协调解决医药费问题,并提出赔偿36万元,因孩子手术及视力下降与另外两名学生打闹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认定,协调未果。这里的疑问是:从意外发生到4月10日这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孩子眼睛的状况如何?通报所称的“一直正常上课”属实吗,有何证明?眼睑肿物手术和意外眼伤有何关系?时隔一个月后要说明视力下降和打闹意外之间的关系,还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或专业判断?我不认为这些问题相比于截访和执法过程是细枝末节,它本身就是真相的一部分。

  第二个关键分歧是李秀娟称她在派出所遭到了殴打和辱骂,通报则称在传唤过程中李秀娟拒不配合,下楼逃逸过程中腿部擦伤,但在传唤和审查过程中未发现有对其殴打和辱骂行为。但是,通报的寥寥数行字,恐怕难以服众。在合法的原则下,能否有更多的证据公开,以证明执法过程没有过错?涉事派出所副所长罗烈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传唤过程由于执法记录仪没电而画面缺失,在派出所内这一段有完整视频。如果说前半段的画面确实已然造成了“遗憾”,那么后面这段完整视频能否公开,或者让媒体或公众申请查看?在对此案的调查中,当地政府是否本身就是利益相关方而应该回避,不应该成为调查主体?

  按通报说法,李秀娟的丈夫被撤职,一方面是因为他身为李秀娟所在学校周楼小学的校长对维稳不力,另一方面是挪用公章,以周楼小学的名义为其女委托伤残鉴定(其女就读于另一所小学)。李秀娟的回应是,打官司和索赔必须有伤残鉴定报告,在多方请求无果后,丈夫采用学校的章为女儿做伤情鉴定。另外,李秀娟称自己不走司法程序是因为当地律师不敢接。对此,法律人士表示,一起普通的伤害案,不管有没有律师代理,当事人都有权去法院起诉,一旦司法程序启动,或者由当事人一方委托鉴定,或者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法律设置的程序选择是完备的。然而,公众不是专家,存在信息不对称,相关部门如果能对专业问题有权威的解释,公众更能打消疑虑,是非自辨。

  李秀娟在“徐州民声”的微信公号上表示她将继续出示证据,我们也期待相关部门对公众未能解开的疑虑予以进一步的回应,对舆论监督亦不应回避,更不要堵塞。如果绝笔信事件走不出“罗生门”,是全社会的悲哀,因为每一次不能服众的公共事件,背后都是公信力的消解。

  丰县女教师事件从一封充满情绪感染的绝笔信始,期待最终能回归法律轨道。无论事件起因和过程的真相如何,我们都呼吁用法治来定止纷争。很多人认为李秀娟如果一开始走法律渠道,结果可能两样。确实如此,冷静地看,这件事本质上是私人间的民事纠纷,在今天的社会,私人纠纷首先应当穷尽法律设置的私人救济渠道。但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李秀娟为什么不走法律程序而走信访渠道是法律意识缺位还是法律渠道不畅、不相信法律或者兼而有之?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要创造一个有利于法治的社会环境,让民众易于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法律渠道也能真正帮助民众解决问题,这在地级县市尤为重要。唯有如此,法治理念才能逐渐深入人心,少一些这种“以命相求”的极端故事。